2018年度（以下称本年度），从公开途径可以收集到的全国各级人民法院taptap点点行政诉讼案件共810件，相应taptap点点行政裁判文书共1073份[1]，其中一审裁判文书624份，二审裁判文书394份，再审裁判文书55份。本文将以案件（非裁判文书）作为分析对象，围绕被告taptap点点机关进行统计分析，并得出相应结论。

[1] 以裁判文书案号为标准确定案件归属年度，裁判文书检索截止日期为2019年6月底。

（一）taptap点点机关被告情况

taptap点点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有地税局、国税局、地税稽查局和国税稽查局四种。根据taptap点点机关隶属关系的不同，把taptap点点机关分为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和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根据taptap点点机关职能的不同，把taptap点点机关分为征管机关和稽查机关。

从《频率表1》可知，77个案件的被告有两类，其中国税征管局和国税稽查局作共同被告的案件最多，共48件；其余733个案件的被告类型单一，其中国税征管局作被告的案件最多，共362件，地税稽查局作被告的案件最少，共31件。

（二）不同隶属关系taptap点点机关被告的情况

从《频率表2》可知，本年度全国taptap点点行政诉讼案件中，纳税人同时起诉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的案件有15件；在被告taptap点点机关隶属系统单一的案件中，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为被告的有256件，占比31.6%，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为被告的共539件，占比66.5%。后者高于前者。

（三）不同职能taptap点点机关被告的情况

从《频率表3》可知，纳税人同时起诉征管局和稽查局的案件有63件，占比7.8%。在被告职能类型单一的案件中，征管局为被告的共586件，占比72.3%；稽查局为被告的共161件，占比19.9%。

（四）不同taptap点点机关被不同纳税人起诉的情况

从《交叉表1》可知，本年度，在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被诉的案件中，原告为个人的案件占比56.6%，原告为企业的案件占比43.4%；在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被诉的案件中，原告为个人的案件占比50.3%，原告为企业的案件占比49.5%；在地税系统和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共同被诉的案件中，个人起诉的案件占比93.3%，企业起诉的案件占比6.7%。

从《交叉表2》可知，本年度，在稽查局被诉的案件中，个人起诉的案件占比28.0%，企业起诉的案件占比71.4%；在征管局被诉的案件中，个人起诉的案件占比62.6%，企业起诉的案件占比37.4%；在稽查局和征管局共同被诉的案件中，个人起诉的案件占比28.6%，企业起诉的案件占比71.4%。

本年度全国共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taptap点点机关被纳税人提起taptap点点行政诉讼。与2017年相比，发生taptap点点行政诉讼案件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增加2个。值得一提的是，西藏taptap点点机关首次被提起taptap点点行政诉讼案件。

从《频率表4》可知，西藏taptap点点机关被诉的案件数量最少，只有1件。案件数量排名后5名的是西藏、宁夏、青海、广西和新疆，合计占比2.8%。与2017年度相比，案件数量排名后5名的合计占比下降2.4个百分点。广东省taptap点点机关被诉的案件数量最多，共111件。案件数量排名前5位的是广东、北京、江苏、湖南和辽宁，合计占比39.3%。这说明全国taptap点点行政诉讼案件具有较强的地域性。

从《频率表5》可知，2018年度华东地区案件数量最多，合计206件，占比25.4%；与2017年度相比，华东地区案件数量占比下降14.0个百分点。西北和西南地区案件数量最少，分别为43件和52件，合计95件，合计占比11.7%；与2017年度相比，西北和西南地区案件数量占比上升5.8个百分点。这说明taptap点点行政诉讼案件地域性在逐渐减弱。

被诉行政行为可以分为taptap点点处理决定、taptap点点处罚决定和其他taptap点点行政行为。

从《频率表6》可知，2018年被诉行政行为为taptap点点处理决定的案件有76件，占比9.4%，被诉行政行为为taptap点点处罚决定的案件有119件，占比14.7%，被诉行政行为为taptap点点处理决定和taptap点点处罚决定的案件有6件，占比0.7%，被诉行政行为为其他taptap点点行政行为的案件有609件，占比75.2%。

被诉taptap点点行政行为从性质上，可以分为纳税争议和非纳税争议。

从《频率表7》可知，被诉行政行为是纳税争议的案件共290件，占比35.8%，被诉行政行为是非纳税争议的案件共520件，占比64.2%。

一般而言，上诉和申请再审说明原被告双方争议更严重，一审未能定纷止争。上诉率和再审率作为争议严重程度的指标之一，上诉率和再审率越高，说明征纳双方争议程度越严重。

从《交叉表3》可知，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作被告的案件，上诉率为39.8%，再审率为8.2%；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作被告的案件，上诉率为49.5%，再审率为7.2%。

从《交叉表4》可知，本年度稽查局作为被告的案件，上诉率为59.0%，再审率7.5%，征管局作被告的案件，上诉率为42.3%，再审率为6.8%。纳税人更倾向于对稽查局提起上诉。一般而言，稽查案件中税企双方争议更大。

根据最终审理（包括二审和再审）的法院不同，可以分为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等四种情形。

从《交叉表5》可知，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被告案件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其中基层法院占比52.0%，中级法院占比37.5%，两者有显著差异；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被告案件同样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其中基层法院占比42.3%，中级法院占比45.6%，两者无显著差异。最高法院最终审理案件中，有2件被告是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有3件被告是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高级法院最终审理的案件中，有25件被告是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有62件被告是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

从《交叉表6》可知，稽查局被告案件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其中基层法院占比33.5%，中级法院占比57.1%，两者有显著差异；征管局被告案件同样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其中基层法院占比50.0%，中级法院占比38.6%，两者有显著差异。最高法院最终审理案件中，有2件是稽查局和征管局作共同被告，有3件被告是征管局。高级法院最终审理的案件中，有15件被告是稽查局，有64件被告是征管局，有8件是征管局和稽查局作共同被告。

根据争议性质的不同，可以将案件分为实体性争议、程序性争议和实体程序共存争议等三类案件。

从《交叉表7》可知，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实体性争议案件占比37.5%，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实体性争议案件占比32.7%。两者差异不大。

从《交叉表8》可知，稽查局作被告的案件，实体性争议占比45.3%；征管局作被告的案件，实体性争议占比26.8%；稽查局和征管局作共同被告的案件，实体争议占比66.7%。三者有显著的差异。

根据taptap点点机关代理人身份的不同，将案件分为由律师代理的taptap点点案件和由非律师代理的taptap点点案件。由非律师代理的taptap点点案件包括没有委托代理人的案件和委托代理人不是律师的案件。

从《交叉表9》可知，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作被告的案件，由律师代理taptap点点机关的案件占比55.1%；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作被告的案件中，由律师代理taptap点点机关的案件占比为66.6%。后者高于前者，这说明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更倾向于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由律师代理taptap点点机关的案件占比为86.7%。

相对于2017年度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律师代理率48.5%而言，本年度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律师代理率上升了6.6个百分点；相对于2017年度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律师代理率58.1%而言，本年度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律师代理率上升了8.5个百分点。

从《交叉表10》可知，本年度稽查局作被告的案件，由律师代理taptap点点机关的案件占比75.8%；征管局作为被告的案件，由律师代理taptap点点机关的案件占比58.2%。前者显著高于后者，这说明稽查局更倾向于聘请律师作为taptap点点机关代理人。一般而言，因taptap点点稽查发生的taptap点点行政诉讼案件，征纳双方的争议程度更严重，稽查局更倾向于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符合常理。征管局和稽查局共同作被告的案件，由律师代理taptap点点机关的案件占比为79.4%。

相对于2017年度稽查局律师代理率58.1%而言，本年度稽查局律师代理率上升了17.7个百分点；相对于2017年度征管局律师代理率47.5%而言，本年度征管局律师代理率上升了10.7个百分点。两者有明显上升，说明taptap点点机关越来越重视和认可律师在taptap点点行政诉讼中的作用。

如果将纳税人撤诉视为taptap点点机关胜诉[1]，那么裁判结果可以分为纳税人胜诉、taptap点点机关胜诉和结果不明三种类型。

[1]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纳税人撤诉是因为其诉请得到全部或部分满足，因此应视为纳税人胜诉，taptap点点机关败诉。应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合理性。本文考虑到纳税人撤诉原因可能有多种，其诉请是否得到全部或部分满足，不可知。从程序上讲，撤诉系放弃诉请，视为其败诉更为合理。

从《频率表8》可知，将纳税人撤诉视为taptap点点机关胜诉的情况下，纳税人胜诉率为5.4%，taptap点点机关胜诉率为90.1%。

从《频率表9》可知，如果将纳税人撤诉视为纳税人胜诉，则纳税人胜诉率为36.0%，taptap点点机关胜诉率为59.5%。

从《交叉表11》可知，本年度被告是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的，taptap点点机关胜诉率为87.9%，被告是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的，taptap点点机关胜诉率为90.9%。

相对于2017年度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的胜诉率95.5%而言，本年度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胜诉率下降了7.6个百分点；相对于2017年度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的胜诉率98.1%而言，本年度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胜诉率下降了7.2个百分点。

从《交叉表12》可知，本年度被告是稽查局的，taptap点点机关的胜诉率为82.0%，被告是征管局的，taptap点点机关的胜诉率为92.5%。稽查局胜诉率显著低于征管局胜诉率。

相对于2017年度稽查局的胜诉率96.5%而言，本年度稽查局胜诉率下降了14.5个百分点；相对于2017年度征管局的胜诉率96.7%而言，本年度征管局胜诉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

从《交叉表13》可知，本年度taptap点点机关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的，taptap点点机关胜诉率为86.7%，taptap点点机关未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的，taptap点点机关胜诉率为96.0%。

相对于2017年度律师代理taptap点点机关案件胜诉率76.5%而言，本年度律师代理taptap点点机关案件胜诉率上升了10.2个百分点；相对于2017年度非律师代理taptap点点机关案件胜诉率57.1%而言，本年度非律师代理taptap点点机关案件胜诉率上升了38.9个百分点。

（一）被告席上的taptap点点机关中，征管局多于稽查局，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多于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被告最多的是国税征管局，被告最少的是地税稽查局。

（二）在各省中，广东省的taptap点点机关坐在被告席上最多；在各行政区划中，华东地区的taptap点点机关坐在被告席上最多。被告席上的taptap点点局具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但地域集中度在逐渐减弱。

（三）被诉行政行为中，taptap点点处罚决定占比显著高于taptap点点处理决定，非纳税争议显著高于纳税争议。

（四）稽查局作为被告的案件二审率和再审率高于征管局作被告的案件，这说明稽查局与纳税人之间的争议更为严重。

（五）稽查局比征管局更倾向于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比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更倾向于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

（六）征管局胜诉率显著高于稽查局胜诉率，地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和国税系统taptap点点机关胜诉率无明显差异。

（七）本年度，taptap点点机关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的案件胜诉率低于未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的案件。